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洁勉

　　中国外交要有足够的历史预见性，主动筹划在全球化、公民社会化、科技高速发展条件下的外交理念和模式。

　　新中国60年的外交实践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及与时俱进的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和平观、统筹观。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和先进理念相辅相成，正在为中国继续发展为全球大国和世界强国奠定基础。

　　特点鲜明的中国外交实践

　　第一，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新中国外交在各个时期形成了重点不同的特点。1949—1978年间，努力维护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中国在近现代长期遭受列强的压迫，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国家利益自然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在当时的环境下，新生的共和国通过同苏联结盟和抗美援朝巩固了政权并挫败了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图谋。此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进行了数轮外交拓展，推进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同美国、日本和主要欧洲大国关系的正常化，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1978年底，中国的建交国数目已经超过百个。

　　1979—2000年间，中国外交的重点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同时并举，积极开展同它们的经济合作，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经济组织和机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了外交在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方面的维护和推进功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方面，在“9·11”事件后，中国加强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和打击“三股恶势力”的力度，并维护了国内稳定。

　　第二，顺应时代潮流，伸张国际正义。新中国的诞生延伸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成果，扩展了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以后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心心相印，在外交上共同努力，维护国家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和印度、缅甸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80年代，中国强调南南合作、主张南北对话，并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或降温。在90年代，中国沉着应对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形势，提出以合作为基础的新思维应对过时的冷战思维。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相互依存关系。

　　此外，中国外交努力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60年来，中国逐步从体系外国家转变为体系内国家，并且成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的“建设者”。中国倡导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为国际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愿景。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中国又适时联合新兴大国共同推动建立国际金融新体系。

　　第三，中国外交模式逐步从单一趋向复合型，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和制度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以传统外交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顺应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潮流，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和整体性外交的模式，除传统的政治和安全外交外，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环境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成为外交新的领域和增长点。

　　与时俱进的理念更新

　　第一，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新中国外交的理念构建和实施。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恢宏的外交战略思维和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理念的基本特点，即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国家利益、争取国际尊重。在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及时调整外交战略，不时提出外交新思维。江泽民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与时俱进，开创了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进入新世纪，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中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探索多种发展模式，寻求各类文明共处发展，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

　　第二，新中国在曲折中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和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观，指导着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自身的定位，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落实。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孕育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但真正的调整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80年代明确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主题等，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胡锦涛又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这些科学判断的指导下，中国顺应这一历史变化，争取到了战略机遇期，提出“新安全观”，出台“战略对话”机制，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三，新中国在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上，经过艰苦探索和反复比较，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从最初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十七大正式提出“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最终确立了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大利益”观，从而拓展了中国外交的空间，提升了中国外交的道义力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次提出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须从战略利益出发，彼此考虑对方的关切。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力量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处理领土和领海的争端，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开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新机制，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更加巩固。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也是营造良好周边和全球环境的主要途径，还是中国在迅速崛起时争取世界各国认可和支持的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里，中国尽管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是一直主张世界和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开始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写入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之中。2005年，中国第一次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积极回应。

　　今后40年的展望

　　从现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周年大庆还有40年。展望未来40年，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共处型多极格局，实现和巩固新的国际体系。其次是作为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主要国家，中国外交理念既要与自身的国家利益、传统文化相一致，也须适应乃至引领国际潮流。再次，中国外交要有足够的历史预见性，主动筹划在全球化、公民社会化、科技高速发展条件下的外交理念和模式。最后，全面提升中国外交实践的艺术和实效，争取在和平发展为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21世纪史诗。